赫拉巴尔:时代的说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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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巴尔:时代的说书人.
                  过于喧嚣的孤独

天道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汉嘉想:“如果我会写作,我要写一本论及人的最大幸福和最大不幸的书。”对一个爱书人来说,最幸福的是什么?最不幸的又是什么?最幸福的无非就是日日与书相伴,享受坐拥书山的快感,这也是打包工汉嘉执意选择这份工作的初衷,“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这是我的love story。”可是这快乐也是痛苦的源泉,“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每一个月,我平均用压力机处理两吨重的书籍。”对一个爱书人来说,最不幸的不是烧掉他的书籍,而是交给他一份这样的工作:既让他接触浩如烟海的珍本古籍,又让他亲手把它们送进压力机里毁灭。正是这样的矛盾让汉嘉得不到平静,尽管他没有家庭,没有朋友,日复一日地在地下室里孤独地劳作。

  “过于喧嚣的孤独”,赫拉巴尔天才若斯,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这部作品就已经成功了大半。这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沉默的大多数共同的心声,只要他们还存留着一点点的良知,他们就注定得不到平静。喧嚣来自于内心,喧嚣也来自于现实。汉嘉内在的孤独空间里,脑海里思维彼此交谈碰撞,犹如多重声部的合唱,那么多年里他看了那么多书,他已经很难分辨哪些思想属于他本人,哪些思想来自于书本,但他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不是停滞的死水,它们源源不断、滚滚而来,给予他独立思考和质疑现实的能力;而外部世界也不允许任何人独善其身,它以它粗暴和极富破坏力的步伐无情地碾压着孤独者们的生存空间,用无情不仁的外在秩序和制度干扰制造无可避免的喧闹,强迫他们面对甚至接受这种变化。

  他们把自己关进了孤独的囚牢,却终究无法阻止新时代的来临。汉嘉恰似旧时代的掘墓人,他把一本本烫金羊皮封面的歌德、席勒、黑格尔和尼采放进压力机里,挤出空气,也挤出了旧时代的文化和思想,道德和传统。他在他的小屋里“挽救”了两吨好书,可是这也不能改变什么。就连他本人和他那台老旧的压力机,也很快就被社会主义突击队的青年人和更为先进的巨型压力机所取代了。他没有想到,他终有一天也得埋葬自己。他,手上裂着口子,脑门上粘着被拍死的绿头苍蝇,裤管和袖管里时不时跑出来耗子的打包工,就和那些过去的书一样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我只不过是一个软心肠的屠夫而已。”可是这个新时代,连一点点的犹豫和软弱都不许有。

  天道不仁,汉嘉经常想到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的这句话。万物虽为天地所生,但无一物为天地所偏爱,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只有遵循并且理解这种弱肉强食的规律,对哭号和毁灭漠然置之的人,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平静,尽管这是一种可怕的平静。汉嘉曾经眼睁睁看着自己抢救出来的普鲁士皇家图书馆的精美藏书在大雨天被装上了敞篷的火车运往西欧,每公斤售价一外汇克朗。敞篷车一路滴着金色的水,掺和着煤烟和油墨向远方驶去,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雨水混合着泪水流淌,他央求警察给他戴上手铐,因为他认为自己犯了反人道主义的罪行。可想而知,他只得到了无情地嘲笑。

  天道不仁、圣人不仁、帝王不仁、百姓不仁……与孤独地守在潮湿肮脏的地下室的汉嘉比起来,“在上面”的社会主义青年突击队员显得是那么的有活力,他们穿着笔挺干净的制服,喝着牛奶,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快速地完成着工作,然而他们对知识的毁灭毫无知觉。当这个世界朝着所谓进步美好的未来前进的时候,崭新的一代对生命、知识和美感却是麻木不仁的。汉嘉头脑里的思想在喧嚣,在呐喊,他只能在书中、在心里找寻新的力量,使他能够目睹不幸而坦然面对,克制自己的感情,甚至鼓励自己开始欣赏破坏和不幸的景象所带来的奇异的美感。这是他唯一能够抵御现实的武器,也是巴比代尔们共同的武器。

  巴比代尔们的生存哲学

  巴比代尔( Pábitel)这个词据说在任何一本捷克语词典里都查不到,因为它是由赫拉巴尔自创的,大致指的是在捷克的社会主义政权下,一些活得非常卑微、压抑的底层“屁民”,他们虽然被褫夺了话语权甚至连尊严都丧失殆尽,但他们非常善于从不幸的当下找到反讽式的快乐,“善于用幽默,哪怕是黑色幽默来极大地装饰自己的每一天,甚至那些最悲惨的日子。”

  赫拉巴尔在《过于喧嚣的孤独》、《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巴比代尔》等书中塑造的主人公们组成了捷克现代历史中的巴比代尔群像。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喜欢幻想和夸张,善于把令人不爽的现实转化为语言的狂欢。相比起米兰•昆德拉,有着极权政治体验的读者们都会更加喜欢赫拉巴尔,因为他们可以在巴比代尔们的身上看到一种“在特殊的语境下用喜感消解强权、用反讽找回尊严的普遍经验。”

  近现代的捷克文学以卡夫卡和哈谢克为标志,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传统。而昆德拉和赫拉巴尔成为了这两种文学传统的继承人,并将之发扬光大。如果说卡夫卡和昆德拉代表的是优雅的智识的精英知识分子形象,是典雅的咖啡型作家的话,那么哈谢克和赫拉巴尔则是啤酒型的作家,他们是粗俗和戏谑的,他们构成了捷克文学的两个极端,也完整了捷克人民的时代精神版图。

  昆德拉继承的是卡夫卡的衣钵,他们都是内心敏感的知识分子,对这个世界抱持着怀疑的态度,无法完全地在书中释放自己。这种心理特质在书中就呈现出紧张和忧郁的特质,失却了昆德拉本人一直所强调的那种“幽默感”,卡夫卡的《变形记》和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所体现的都是他们对“偶然性”的反映,他们是脆弱的、痛苦的,无法适应“天道不仁”的规律的,他们拷问着自己的灵魂,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和原本的自信,他们把压力更多的投向了自身而非外部,他们的声音是忏悔的、犹疑的,因此他们也就丢掉了与官方正统语境相对峙的话语权。

  巴比代尔们是哈谢克笔下《好兵帅克》中帅克的继承和延伸,往上甚至可以追溯到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说故事”的文学传统。他们用一种近乎于天真的黑色幽默消解着荒诞的现实,要想证明现实的荒诞,就是要比荒诞更荒诞,十倍地放大这种荒诞,把不合情理的地方夸张到不得不令你正视的地步。这种幽默渗透的是对人和社会的思考和担忧,使人在笑过之后感受到一种辛酸和压抑。赫拉巴尔是这么看待“幽默”的含义的:“幽默和笑是最高的认识,痛苦的事件变成怪诞的场面,成为一件轶事的影射和暗喻。令我恐惧的种种事情从怪诞的角度看就都变成了幽默。”这种捷克式幽默是巴比代尔们对抗政治巨兽的武器,也是他们的生存哲学。

  他和这个时代都醉了

  以“第四种人”(除去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之外的底层人民)自称的赫拉巴尔,常常让我联想起有着类似底层生活经历的查尔斯•布考斯基。他们的一生都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赫拉巴尔当过仓库管理员、铁路工人、列车调度员、保险公司职员、商品推销员、钢铁厂临时工、废品收购站打包工、剧院布景工和跑龙套演员等等。如果说布考斯基是生来无法选择自己命运的话,赫拉巴尔则是近乎于自虐,这个出生于中上阶层家庭、得到了法学博士学位的标准精英知识分子,自愿去从事那些重体力的劳动,因为他要“先从事任何可能从事的工作而唯独不当作家”,因为他的理想是要见证这个时代捷克人民的生活,因此,“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再生活,观察人们的生活,参与无论哪种的生活,不惜任何代价。”

  他们在这种艰辛的劳作中汲取到了一种共同的力量——失败者的力量。不同的是,布考斯基的作品中呈现的以酒精、毒品和性爱为代表的失败者的力量,是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成功哲学的嘲讽,他强调的是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而赫拉巴尔则看到了巴比代尔们在一种特殊的社会情境中与权力周旋的能量,“他们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仿佛语言选中了他,要通过他的嘴巴来瞧见自己,证明自己的能耐有多大。”巴比代尔们代表的,是一种民间叙事的强大力量。

  民间叙事的特点是极少雕琢粉饰、直抒胸臆、抒发真情实感,既充满了浪漫的想象,也直面现实人生的虚妄,更重要的是作为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相对的意识形态,民间叙事所包含的思想,历来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统治阶级往往认定民间叙事是粗鄙和俗陋的,但事实上,是民间叙事的危险性而使得它受到了统治者的打压和排斥。因为民间叙事中体现的是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其间充斥着迥异于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宣泄着普遍存在的愤怒和抵抗情绪。正如嬉皮文化流行的六七十年代,民谣歌者们的歌词不仅仅是优美的文学作品,更是一种社会舆论和民间政治思想的表现。无论是民间叙事作品和民谣,都常常以戏谑、嘲弄和否定的姿态,披上非严肃的外衣,抒发着民众严肃的社会责任思想。

  《过于喧嚣的孤独》中的语言是极富特色的,阅读它的时候,仿佛能看到独自坐在酒吧一隅的汉嘉,手里举着一大杯啤酒,正在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故事。他是那么急不可待地倾诉着,思路从清晰到混沌,语言从简洁到黏稠,各种喧嚣的思想和往事像浓密的啤酒泡沫一样向杯外涌出,那种状态就像李白斗酒诗百篇一样灵气充沛,让人目瞪口呆。在写作《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的时候,赫拉巴尔被那种倾诉的欲望所控制着,他坐在阁楼的打字机面前,连续写作十八天,一气呵成,之后自己都不敢再看,更是一字不改。他说:“仿佛有人在我体内口授,而我的作用只是听写而已。”然而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找到这种写作的状态的,或者说他不是一开始就找到这种说话的状态的。

  《过于喧嚣的孤独》是赫拉巴尔酝酿了二十年的作品,他曾经推倒重来写过三稿。第一稿是“一部阿波利奈尔式的诗稿”,因为“他把整个故事看成仅仅是抒情的了”。第二稿改成了散文,用的是布拉格口语,可是文中缺乏黑色幽默的嘲讽意味;直到他找到了一种“一丝不苟的严谨语言,捷克书面语”书写第三稿,才达到了他所期望的犹如一部忧伤的叙事曲的效果。前两稿的叙事手法说明赫拉巴尔还是有着精英叙事的思维定势的,然而作为官方叙事的对立面,精英叙事显得过于暧昧和含糊,而且不够“接地气”。只有站在“第四种人”角度的民间叙事,才能体现更广大的巴比代尔们的意识形态,也更容易被广泛的大多数所接受。就像鲍勃•迪伦的那首《答案在风中飘》一样。

  “丑就在美的身旁,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背后,善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伴。”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如是说,如同文中一连出现三次和大粪有关的隐喻一样,美好总是被现实的不堪所粉碎,初恋情人曼倩卡发上缎带飞扬的粪水、曼倩卡在滑雪旅馆客人们面前滑过时身后滑雪板上的那一堆镇纸大的粪便、汉嘉年轻时穿着时髦的凉鞋和紫色袜套一脚踩上的狗屎。那种内心的隐痛和荒诞的情节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对照,那是捷克的现实,也是说书人最能引发台下听众共鸣的方式,我们的笑中都带着泪。只是不知道到底是说书人醉了,还是这个时代醉了,也许,是他们都醉了。

  书籍信息:《过于喧嚣的孤独》,(捷克)赫拉巴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0

        文/李小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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