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突破思维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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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就是做示范给人效法 

  说到教育,我们看看“教、学”这两个字。先说这个“教”字,所谓“教者,效也”,也就是做示范给人效法,效法就是模仿,也就是作榜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小孩最初效法的是父母,所以家教非常重要。后来跟成年人、老师、社会上的人去学习。所以说,身教胜过言传,“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榜样最重要。

  但是古今中外,人与人之间,包括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君臣(上下级)之间,乃至陌生人之间,往往是要求人家很多,用一把尺子衡量别人很严格,衡量自己却很宽松。谁都想改变别人,改变社会,改变世界,但是谁都很难改变自己。这就是一种悖论了,是自相矛盾的思维陷阱了。而且无形中,我们自己往往就是不好的榜样之一。所以谈建设社会、建设未来,如果不从人人改善自己做起,再好的理想也是空中楼阁。可是,改变自己是天下最难的事。为什么如此之难,后面我会谈到。

  “教”字的另一层意思,由甲骨文字形 可以看出来,右边是“攴”(读音“扑”),表示手持小木棍敲打,也就是戒尺、教鞭,代表戒律、纪律、奖罚措施。左边是“爻”加上“子”,“爻”者“交”也,代表各种因缘条件的互动,代表万事万物的变化。“子”代表学习的人。合起来,“教”就是用种种方法,诱导或督促、鞭策人了解事物,乃至于探索万事万物,了解自己与天、地、人生。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爻”是“老”的上半部分,代表“老”。再加上“子”,表示老少之间的传授。老,不止代表年龄,它也代表在某方面的经验学问老到熟练。子,不止代表孩子,也代表在某方面懵懂无知,经验浅薄。“教”字的字形,已经把教学关系的画面勾勒出来了。而且不论是他律还是自律,总之教育是需要纪律、戒律的。

  推而广之,政治、法律、道德伦理、社会规范,也兼有教育的功能,有执行戒律、规则、赏罚的必要。换言之,戒律、纪律、规则、律法、赏罚是手段,应以教育为目的,而非以惩罚为目的。

  第二个字,“學”者,覺也。你看这个“學”字,小篆字形 ,“學”字头和“覺”字头是一样的 。上面左右两个东西像窠臼的“臼”,代表一个轮廓,在此代表小孩子的头脑,头顶骨的囟门尚未关闭的样子。小孩出生之后,在还没有起分别心以前,他的囟门是软的,跟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那时候他没有明显的分别心,也没有他人与自我的明确区分。中间那两个叉叉,就是“爻”。易经讲爻变,一爻两爻三爻四爻……这样从下画上去,代表了事物的变化阶段,也表示万事万物之间的交互关系与因果,也可以说代表了宇宙一切的缘起。下面那个秃宝盖,代表一个房子或者课堂,也可以说代表一个人自己内在的空间、心灵的世界。“子”表示学习的人,不论是小孩或大人,在学习的时候,都应以谦虚诚敬的赤子之心来学习。

  “覺”字下面是个“见”,“见”代表认知、智慧以及所知所觉。学者,觉也。学是什么?学的目的是为了觉,觉醒的觉。学的方法也是觉,靠觉知,认知,靠悟性。觉醒什么东西?觉醒怎么做人、做事,从知识技术一直到智慧,到德性,到天地人万事万物的究竟,等等,都是觉的对象。所以,学的方法、目的与关键都在于觉,尤其是要自觉。如果只是累积了很多知识,却不能透彻觉悟其中的奥妙,就不能善加运用知识。如果只是学了知识技术,却没有做人做事的自觉,没有人格修养的自觉,那很可能反而利用知识技术害了别人和自己。

  “教”的重点在于身教,其次才是言传。教知识、技术容易,所谓“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做人做事的榜样,就很稀有了。南怀瑾老师是人师,他的身教已经做到了极致,他是知行合一的,他讲的是他做到的,是他的经验之谈,这非常非常之难。你看“师范”两个字,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个标准太高了,很少人做得到。不论家长还是教师,难就难在以身作则,因为改变自己最难,每个人都有很多习气、弱点。家长自己不能做个好榜样,把教育的责任都推给学校,这是一厢情愿的自欺欺人,当然也是一种思维陷阱。

  “学”的关键,在于自觉。自己要觉醒、觉悟。自己不自觉、不努力,再伟大的教育家拿我们也没办法,即便跟着伟大的教育家一辈子,恐怕也是白跟了。所以,不自立自觉自强,却一切依赖于老师,也是自欺。尤其在改变自己的个性习气,开启智慧方面,更是要以自立自觉自强为本,依师或依法才有用,否则永远是扶不起的阿斗。这个“依师、依法”,不是依赖,而是依照、遵照指示去修学去实行。换言之,没有自立自觉自强地依法实行,亲近老师也没用,虽入宝山,却空手而归。

  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改变自己最难,自觉最难。世间一切人为的困难大抵根源于此。南老师感叹,他说自己做教育几十年,改变了谁啊?所以感慨“教育无用论”。他老人家这个话是鞭子!他讲的不是我们掌握了多少知识、理论、技术,或者什么学位,或者善于把话讲得天花乱坠滴水不漏,或者有什么社会成就、地位、名声、财富,他问的是有谁真的改变了自己。他常说,英雄可以征服世界,却征服不了自己。他希望的这个“改变”,是征服了自己。如果说教育改变人生,其实南老师的教育,已经改变了太多人的人生。且不说有缘跟他学习过的人们,也不说那些所谓三教九流各路英雄的精英人物,我们仅从他辞世后,那么多未曾谋面的社会人士在网上发表的纪念感言中,便可知道这一点。我所知道的不少同学,在改变自己习气方面,也有不少进步。当然,这种改变,距离他老人家的高标准严要求还很远。他老人家的标准很高,他希望大家发心(立志),自觉,努力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升华品格,开启智慧,在心理上,在行为上,转恶为善,转善为净,影响社会。这是教育最高最核心的目标,也是最难实现的理想。难在哪里?难在我们会姑息自己,放纵自己;难在我们太过依赖自己的个性习惯,路径依赖,改变一点点都很不习惯;更难在我们往往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没有自知之明,以为自己还蛮正确蛮不错哩。南师常讲一句话,叫做“有药能医龙虎病,无方可治众生痴”,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是教育的核心瓶颈。

  所以,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老师了不起,学生却很可能起不了。老师身教言传,已经尽了师道之责。学生自立自觉自强,将老师所教的消化掉,变为成长的营养,是学生的本分。学生不肖,责任在己不在师。因此,还不用说别的方面,仅仅这一点,我们大家欠老师的债务可就太多了,还都还不完的。

  这个教与学的道理背后,是人性的基本问题。它不仅仅适用于教育,也可以启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人类社会各领域的反思。人性的问题,我后面会谈到。

  我们刚才只是从“教、学、觉”几个字来看,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字非常了不起,一个字可以包容那么多的内涵。《尔雅》、《说文解字》的著作,功德很大,可以使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用统一的文字记载下来,使几千年后的人,只要读懂古文,就可以基本看懂几千年之间的典籍,这是举世无双绝无仅有的。当然,由于百年来的巨变,国人的古文修养差不多底儿朝天了。这两部著作,距离造字时代都在两千年以上,是对中国文字和词语的集中化规范化解说,非常了不起!但毕竟不是造字者自己所作的说明。而且中国字本身就是个象,一个活的现象、画面摆在这里,既是大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抽象,又保留了具象,所以可以启发很多连锁的思考,引申很多意义,不一定局限在《说文解字》的范围内。

  文化教育的瓶颈在人性的顽固弱点

  国家社会的基础是文化教育,只教知识技术还好办,但文化教育的瓶颈在人性的顽固弱点,这也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根本瓶颈。古今中外,人们每每不满现状,不断地探索政治、经济、社会的理想道路,不断地尝试革故鼎新,可是不久就会发现,一切又开始了异化。于是,这种革故鼎新的冲动,在人类历史上不断重复着,永无休止。很多伟大的社会理想,通过努力好像近在眼前了,可以不久之后,好像又远在天边了。可以说这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但也可以说是一种怪圈的轮回。这个轮回的背后,是人们不断探索世界改造世界的同时,却永远要面对无常,面对极难改造的自己。表面的改造是有的,深层的就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了。越是改造不了自己,就越是寄托于诉诸于外在世界的改变。这是一种悖论的轮回,思维的陷阱。即便再好的制度,面对人性的痼疾,也往往捉襟见肘,常感无奈。

  所以说,改造世界首先应从改造自己入手。《大学》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就是这个本末因果的关系。但现实中,人们是本末颠倒的,只希望家齐、国治、天下平,却不愿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都想改变别人,却不愿改变自己。只想品尝果实,却不愿辛勤耕耘。所以,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理想,如何去实现呢?

  据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有一块墓碑,写着著名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漫无边际,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一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我的国家,我最后的愿望仅仅是改变我的家庭,然而,这似乎也不可能……现在,我已经躺在床上,就在生命将要完结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就首先改变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就在我为国家服务的时候,我或许能因为某些意想不到的行为,改变这个世界……”这段话,和上面讲的《大学》里那段话是一个方向,但《大学》提供的,是一套更为系统完整且理性的,可操作可实行的因果路线图。

  教育的核心硬道理是自觉与成长

  讲到教育,先不管学历文凭那些社会标签,教育的核心硬道理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自觉与成长,包括了做人做事的成长,品德智慧的成长,人情练达的成长,才能的成长。不管我们经历了多少事情,挫折也好、是非也罢、恩怨也好,或者接受了多少知识、技能的教育,乃至多么大的头衔、学位、地位、权力、财富、名声,一大堆闪亮的社会标签,假使说内在的德行智慧人格,做人做事,没有真正获得成长,乃至为了换取这些外在东西而牺牲了人格,那就得不偿失了!那个代价很大,要长期付账的,远非眼前所得能够弥补。

  如果说,一个人不论经历什么,都善于将其变为自己成长的营养,那他随时随地都会成长的。对他而言,没有什么事不是营养,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好事坏事。那他就已经步入了自我教育的良性循环,步入了自立自觉的光明大道。这种成长,是扎扎实实的人生财富,它会带到未来,照亮未来。而外在的东西,财富、地位、名誉、权力、得失成败是非荣辱,乃至身体,都会被无常带走。所以说,自觉和成长是教育的硬道理,也是人生的硬道理。

  科学只能证伪不能证真

  科学证伪不证真,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看法之一,是科学只能证伪不能证真。所谓证伪,它不断求证求真,不断否定之否定,往往推翻自己过去的东西。比如说牛顿的一些理论后来被推翻,爱因斯坦的一些理论也被推翻,等等,这很正常。量子力学发展到今天,推翻了过去很多科学理论,它的技术成果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电视、电脑、手机、互联网,无不应用了量子力学的成果。可是量子力学也还没有究竟,还要再发展,否定之否定。科学不等于真理。可是百年来,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环境,从官方到民间,习惯性地把“科学”等同于“真理”。做什么事要“科学地”怎么怎么样,一切要“科学地”去处理……无形中把科学等同于正确,等同于真理,这是普遍流行的思维陷阱之一。正确其实很难,谁能代表正确啊?谁能代表真理啊?那是愿望,愿望不等于现实。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其实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的难。前几年在学校里,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聊天,说到“聪明就是笨”。为何这样说呢?就像我们在这里开着电灯,所以看得到大堂里面的人啊、物啊。这个电灯等于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才智,能够认知一些东西。可是,因为我们注意力全部在这里,无形中这里就变成了我们的世界。其实外边天地很大,里面这点亮光,照不到外面的广阔天地。我们平常认知世界的工具就是“灯光”,我们依赖“灯光”,等于盲人朋友依赖拐杖一样。聪明、思维、知识、专家都是我们的拐杖。我们依赖思维、依赖聪明、依赖知识、依赖理论、依赖专家、依赖向导、依赖老师……其实都是盲人依赖拐杖。这个“拐杖”并没有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盲目,并没有让我们自动打开慧眼。但是我们依赖之后,习以为常,会把“拐杖”触摸的片面境界,当做真实的世界,甚至把它当成自己生命世界的全部。我们会把聪明当成智慧,把思维当做精神,把逻辑当做理性,把自以为是当做正确,把知识理论当做现实,把自己认定的道理当做真理,把电灯照亮的这个小空间,当做整个世界。所以说,聪明就是笨。灯光范围以外的是无边的黑暗,那是聪明所不知道的。我们知道的极其有限,不知道的却是海量的。对一件事也一样,所谓“万事谁能知究竟,人生最怕是流言”,真的全面透彻了解一件事很难,大多是片面偏差的,甚至完全扭曲颠倒的。可是大家常常听到好多人讲话(我们自己也一样),包括很多专家学者或政治家、企业家们,讲话非常斩钉截铁,认为他讲的那些就是绝对正确的,好像只要按他这个话去做,一定行的。其实未必。这是看不到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把局部的所知当成了全体。这是一种普遍的思维陷阱。所以要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是非常的困难。包括对自己,我们同样所知太少,随时被莫名其妙的念头带着乱跑,却不自知。所以说,“慎独”的功夫包括了“善护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也包括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独处时的戒慎自觉。

  大众被五花八门的海量信息舆论公开地催眠洗脑

  尤其现在这个时代,传媒非常发达,互联网、手机、微博、微信等等,资讯海量爆炸式增长,太多似是而非的信息满天飞。大家今天特别喜欢讲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喜欢讲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舆论本身既是一种权利,利益的“利”,同时也是一种权力,力量的“力”,它会产生力量,它既是我们的利益,同时也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今天看到满天飞的雾霾,或者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认为是环境污染,需要治理。可是不负责任的、逻辑混乱甚至毫无逻辑的舆论信息,乃至谣言,满天飞,变成了精神雾霾,舆论垃圾,难道就可以不负责任地自由释放,随处乱丢吗?

  由此想到人文环境问题。我们今天的人文环境,从言论自由、传媒方便上来讲,超过几十年以来任何一个阶段。今天可以说言论非常自由,你几乎可以随便乱讲,尖刻偏激、极端浮躁肤浅、逻辑混乱的言论,乃至谣言,舆论暴力,随处可见。很多人以为言论自由、言者无罪,就可以随便讲,讲了可以不负责任,比随地吐痰丢垃圾还要无所顾忌。即便是表面严肃的学术言论,似乎也可以不必负责任地随便讲。这是一种权利与自由的滥用,是对义务与责任的无视,也是对他人和社会的不尊重。它肆无忌惮地破坏着人文环境,却同时又呼唤人文环境的改观,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今天的大众,在似乎空前自由的选择中,被五花八门的海量信息舆论公开地催眠洗脑,这是今天这个时代的特点,其中当然也包括无孔不入的商业信息。

  说到百年来人文环境的变化,免不了提到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其历史的复杂背景。而且任何事物,法久弊深,很多的问题也的确有革故鼎新的必要,所以新文化运动有其历史的功劳。功劳大家已经讲了很多了,今天,不好意思,我要乱弹一点批评的话。新文化运动是留学生们回来领导的。当时有一个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大家都很着急,希望中国快速地富强起来,不要再挨打,不要再受人欺侮。这种急不可待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也有慌不择路、饥不择食、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问题。而且思维上、言论上、态度上,有非常偏激、极端的一面,把中国数千年整个的历史文化全盘否定,甚至提出来把文化的载体——汉字,连同所有中国历史文化统统废掉,文字都拉丁化,一切都西化。所幸这些主张没有全部实现。但是,其引领的一些思维习惯、语言习惯——偏激、刻薄、浮躁、极端,却传染开来,蔓延了一百年,直到今天还不止。文化大革命在文化思想的层面上,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主张革传统文化命的继续。我们古代主流的思维和语言习惯不是这样的。古代因为诗书礼义的教育,社会风气是温柔敦厚包容的,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为主流。但是这一百年的剧变,过去的优点也被革掉了。这样一个思维偏激浮躁,舆论暴力无礼的环境,它变成一个文化的盐碱地了,破坏力很大,重建很艰难。

  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百年了,打倒了旧文化,新的文化却没有扎实建立起来。所谓“新文化”,非常单薄而欠缺根基,不足以支撑国家社会的需要。想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汲取营养吧,又羞羞答答不好意思,怕被人骂成“封建余孽”,而且还丢了钥匙——没有古文修养的底子。反倒是骂自己的历史文化,已然是大家习惯了的,不管骂得对不对,极端不极端,大家都习以为常。其实什么是“封建”,也没搞清楚。百年来流行用欧洲的“封建”“专制”标签贴到中国历史身上,恐怕是张冠李戴,削足适履。其实唐代的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早已讲清楚“封建”的问题。而且中国的封建制不是集权,而是分权,诸侯国自治,诸侯国与中央天子的关系,类似于现代所谓邦联制,所以后来演变成战国的大战乱。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为了避免再度出现诸侯国争战不休生灵涂炭的局面,就结束了封建制,变成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大体沿用至今,也不能简单粗暴地用“专制”来定性。秦代是一种法治体制,君臣各有法定的职责本分,法治体系非常健全,官员靠选贤与能的开放机制选荐来的,依法度行政,凭功过赏罚。两千几百年来,大致是延续秦体制,历代因各种因缘有所变化与波动而已。你可以说它不完美,弊端不少,也可以尝试不同的体制,但是简单粗暴地定性它,一棍子打死,未免太脱离实际。而且,天下有完美的体制吗?古今中外,哪个体制没有一大堆的弊端呢?哪个体制不被异化呢?人类至今还在困惑着,还在继续寻找更好的体制制度,寻找更好的治理方式方法,并未达成“历史的终结”。

  中国文化要推陈出新也好,要继往开来复兴也好,必须要有一个肥沃的土壤。这个土壤是什么?首先要具备包容、尊重、分享、共生的精神。你说它是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的精神也好,说它是温良恭俭让的礼义精神也好,总之,若没有包容、尊重、分享、共生,就没有人文的沃土,没有文化的沃土。在思维偏激浮躁,舆论暴力无礼的盐碱地上,能长出什么呢?

  譬如现在大家喜欢谈民主,往往讲得很偏激很极端,理想化、浪漫化、情绪化的想法说法很多,而且听不进不同意见,不知道这与民主精神是相符还是相悖?民主到底是什么?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现在全世界都在说民主,有人说民主就是限制公权,保护私权。有人说民主就是普选制,就是一人一票等等。中国在民国初期就实行过民主普选制,也做过很多其他政治实验,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研究。现在国际上各个国家所谓的民主形式,各有不同,并非千人一面。相对成功的有一些,失败的案例也很多。谈谈理念很容易,但是理念不等于现实,落实起来远为复杂。可是我们常常会陷入这样一个思维陷阱——理念或愿望、主义讲多了之后,忽视了问题与落实操作的复杂环节,混淆了理想愿望与实际可行性。

  谈民主,离不开民主精神。民主精神的要素是什么?首先是平等、尊重与包容。所谓权利自由和义务责任的对等,就贯穿着平等、尊重与包容的精神。平等、尊重与包容,是礼义廉耻或仁义礼智信的底线,是克己复礼的底线,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之一,并非民主精神的专利。尊重人权也好,尊重言论权也罢,自尊自重也好,乃至公权与私权之间,是彼此尊重,而不是各自唯我独尊,这样才有人际伦理、社会关系的相对正常化。否则,如何避免变为自我中心,自说自话,自私自利,彼此倾轧争斗,乃至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呢?如果唯我独尊、情绪化、暴力化盛行,那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没有区别,不论多么好的体制制度,恐怕也无济于事。如果民主缺乏了互相尊重、包容的精神,与自我中心有什么区别呢?自我中心必定会固执己见,不懂尊重与包容、合作与妥协,不懂平等与协商,很容易陷入情绪化,纵容贪欲、瞋心,纵容思维、言论与行为的暴力,距离专制暴政(也包括暴民政治)只有一步之遥。

  同理,对历史文化也要尊重。批评是一回事,继承是一回事,但无条件的尊重,是起码的应有态度。无古不成今,历史文化是国家民族血脉灵魂的来源。尊重历史文化,就是尊重自己。不尊重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其民族的整体人格与灵魂被阉割被否定,必定陷入自轻自贱的扭曲境地,失去自信,茫然失措,然后仰人鼻息,邯郸学步,被人牵着鼻子走,也必定缺乏自主创造力,必定无法堂堂正正顶天立地地自立于世界,更无法从历史文化中大大方方理直气壮地汲取营养,吸收教训。就像一个不尊重父母祖先的孩子,他可能混得表面发达,但他的人格与灵魂永远是自卑扭曲的,不可能自信自重、顶天立地。

  若有能力,就从历史文化里面汲取营养,记取教训,用来自利利他,利益社会国家,利益人类。如果能为历史文化书写靓丽的新篇章,增添新的光彩,那就更了不起。没能力吸收营养,也请尊重她。尊重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尊重自己的祖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学习他人的长处当然应该,但是决不能以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为前提。以海纳百川的自信和胸襟,汲取东西方的精华文化与经验教训,造福人类的未来,才是正路。怎么可以把一时挨打的责任,统统推诿到祖宗十八代身上呢?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很多事有其必然,也有其偶然,不是想当然那么简单。各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想法,往往难免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乃至脱离实际的思维陷阱。领导新文化运动的这些人物都很了不起,也很爱国,也有他们的卓越贡献,同时也有他们的种种局限,也欠缺了尊重、包容、虚心的精神。对于中国历史文化,那么庞大而浩瀚的,全世界从来没有一个像中国历史文化这样没有中断过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文化,把它轻率地就全盘否定,没有一点尊重的态度。这个既不是民主精神,也不是科学精神,倒是“革命小将”的作风。虽然新文化运动号召的是民主与科学,可是对历史文化所做的这些,恰恰相反,走的是简单粗暴、极端偏激的路线。当然,他们很有才华,但也并非真理的化身,普通人的弱点他们也有,而且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他们不可求全责备。

  历史文化是人创造的。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善恶多有。古今中外,哪个人没有众多弱点呢?哪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没有众多问题呢?反之,哪个人没有优点呢?哪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没有优秀财产呢?看自己祖先只盯着丑陋的看,无限放大,一叶障目,全然不管其他。看别人只盯着表面光鲜的看,也无限放大,一叶障目,全然不顾其他。别人宁肯虚构历史也要美化自己的过去。我们则是极尽挖苦丑化诋毁之能事。这种片面极端的思维方式本身,就大有检讨的必要,自卑心理与情绪化主导了思维,欠缺理性与逻辑,自欺欺人。冷静下来反省反省,这种思维的背后是怎样的心理呢?有没有成王败寇的心理作怪呢?彼得-圣吉(Peter M.Senge)告诉我,他发现所有被殖民过的国家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乃至种族,都很自卑。我说这就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成王败寇心理痼疾。

  既然谈科学民主精神,就意味着我们随时可能犯错。因为科学并不意味着正确,而是意味着可错性,意味着在不断求证中往往否定自己。民主也不仅仅意味着公权力的限制和私权利的保障,更意味着相互的尊重包容,而不是自我中心,自我利益至上。片面倾斜于任何一方,天平都会失衡的。民主自由同时也意味着权利与义务责任对等,只讲权利与自由,不讲义务与责任,那不是民主与自由,而是自我中心论,无视他人的存在。不论公权力、私权利,还是资本、舆论,任何能量、力量的乱用,都会造成危害,所以都需要用对等的义务与责任来制约。不负责任就意味着肆无忌惮,所以任何行为都应负起责任来。

  国际关系的道理也一样。没有尊重、包容、平等、共生,就没有正常的国际关系,有的只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像美国喜欢输出他的价值观和国际规则,乃至以民主的名义输出颠覆与革命,在国际上标榜自己永远伟大正确,别人都得听他的。这就不是科学与民主精神了,而是反科学反民主了,是自我中心的帝国主义了。一个人,永远认为自己正确,那是非疯即狂。一个国家,永远唯我独尊去否定别人、打击别人、掠夺别人,那就是帝国主义了。

  谁能代表真理呢?谁也不能代表。各人有各人的个性禀赋和人生道路,各国也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与道路。讲科学、民主,就要尊重、包容这些个性与选择,大家相互尊重,取长补短,造福人类才是。唯我独尊,强加于人,只会导致动荡不安。世上也没有永恒的成功与强盛。

  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学术、宗教。宗教之间、学术之间,也应该相互尊重包容。排他性极强的宗教或学术,未免以极端的偏见自是非他,变成迷信,自欺欺人,或者变成信仰领域的帝国主义。乃至对科学与民主也不可迷信,把科学民主绝对化万能化,是对科学民主缺乏了解,也违背了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

  所以要复兴文化,必须先要培养一个好的土壤出来,首先要深深培养包容、尊重、分享的精神,若能有谦虚、诚敬、厚道的态度就更好,大家才愿意正常交流分享,也才有真正的交流分享质量,才逐渐有文化的繁荣扎根。没有尊重、包容、谦虚、诚恳,就没有真实的分享,只有各说各话,鸡同鸭讲,各人只听见自己的声音而已,变成乱七八糟的吵闹是非,有修养的人只好退避三舍不作声。尊重、包容、分享、谦虚、诚敬、厚道,不论什么时代,什么体制,都是维护健康文化土壤的要素。尊重当然包含了自重,看问题、表态以前,多些冷静,多画几个问号,多些调查研究,多些逻辑严谨,多闻阙疑,多见阕殆,留有余地,恐惧乎其所不闻,戒慎乎其所不睹。尊重包容别人,包括了对别人不要求全责备、要求完美。我们自己很不完美,往往看错、想错、说错、做错,为什么要求别人完美呢?譬如讲话,某兄那天讲得好,“一个人讲十句话,其中一句话有道理,那已经不错了”。

  而且,文化并不等同于专门的学术。学术只是文化的一小部分。学术有学术的价值,但是不应以学术形式或学术地位、政治地位来垄断文化。再好的文化,一旦被“独尊”垄断,就是其异化的加速,就是文化生机活力的死亡。学术抽象于现实,但未必高于现实。现实远比学术复杂多变。学术也并非学术阶层的专利。学术阶层既可传承解释文化,也可误解曲解异化文化。专业化并不等于正确化。职业学术或官方学术有其种种优势,但优势有时就是劣势,而且往往受制于利益关系。民间学术也不一定没有利益关系,但相对单纯自由些,当然也不等于正确化。礼失求诸野,民间永远是文化的大本营。同时,文化教育,不应困于刻板的学术面孔,好像越讲得深奥化专业化就越高明。专业化学术当然有其学术价值。但是道不远人,远人非道也。最高明就是最平凡的。若要弘扬文化,就得用人们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述,否则谁听得懂呢?如果南老师讲的课或者著述,都像他老人家的《禅海蠡测》那样的风格,恐怕他老人家接续中华文化断层、推动东西精华文化融合的宏愿,一分也难以实现,因为很少人看得懂听得懂嘛。所以他老人家很快就改变了风格,由“阳春白雪”变成“下里巴人”,先培养最广泛人群的文化认知,培养文化土壤,广泛播撒文化种子,文化才有希望,才有“山花烂漫时”。其实把“阳春白雪”的文化用“下里巴人”的风格,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使大家喜闻乐见,三根普被,心有戚戚焉,那是最见功力的,必须吃透了才能做得到。

lovedyu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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