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笔下的元旦。

《写给新的一年》 王小波

我们读书、写作——1995年就这样过去了。这样提到过去的一年,带点感慨的语调,感叹生活的平淡。过去我们的生活可不是这样平淡。在我们年轻时,每一年的经历都能写成一本书,后来只能写成小册子,再后来变成了薄薄的几页纸。现在就是这样一句话:读书、写作。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远离了动荡的年代,另一方面,我们也喜欢平淡的生活。对我们来说,这样的生活就够了。

九十年代之初,我们的老师——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展望二十一世纪:理想主义的光辉已经暗淡,人类不再抱着崇高的理想,想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现实问题上去,当一切都趋于平淡,人类进入了哀乐中年。我们都不是历史学家,不会用这样宏观的态度来描述世界,但这些话也触动了我们的内心。过去,我们也想到过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现在我们的生活也趋于平淡。这是不是说,我们也进入了哀乐中年?假设如此,倒是件值得伤心的事。一位法国政治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在二十岁时如果不是激进派,那他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假如他到了三十岁还是个激进派,那他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我们这样理解他的话:一味的勇猛精进,不见得就有造就;相反,在平淡中冷静思索,倒更能解决问题。

很多年轻人会说:平淡的生活哪里有幸福可言。对此,我们倒有不同的意见。罗素先生曾说: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建设性的工作。人能从毁灭里得到一些快乐,但这种快乐不能和建设带来的快乐相比。只有建设的快乐才能无穷无尽,毁灭则有它的极限。夸大狂和自恋都不能带来幸福,与此相反,它正是不幸的源泉。我们希望能远离偏执,从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中获取幸福。创造性工作的快乐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而我们恰恰有幸得到了可望获得这种快乐的机会——那就是做一个知识分子。

转眼之间,我们从国外回来已经快八年了。对于当初回国的决定,我们从没有后悔过。这丝毫不说明我们比别人爱国。生活在国内的人,对祖国的感情反倒不像海外学人表现得那么强烈。假如举行爱国主义征文比赛,国内的人倒不一定能够获奖。人生在世,就如一本打开的书,我们更希望这本书的主题始终如一,不希望它在中途改变题目——到外文化中生活,人生的主题就会改变。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生活更加真切,哪怕是变得平淡也罢,这就是我们回国的原因。这是我们的选择,不见得对别人也适用。

假如别人来写这篇文章,可能是从当前的大好形势谈起,我们却在谈内心的感受。你若以为这种谈法层次很低,那也不见得。假如现在形势不大好,我们也不会改变对这个国家的感情。既然如此,就不急着提起。顺便说说,现在国家的形势当然是好的。但从我们的角度看来,假如在社会生活里再多一些理性的态度,再多一些公正和宽容,那就更好了。

随着新年钟声响起,我们都又长了一岁。这正是回顾和总结的时机。对于过去的一年,还有我们在世上生活的这些年,总要有句结束语:虽然人生在世会有种种不如意,但你仍可以在幸福与不幸中作选择。

《元旦思母》 季羡林

又一个新的元旦来到了我的眼前。这样的元旦,我已经过过九十几个。要说我对它没有新的感觉,不是恰如其分吗?

但是,古人诗说: “每逢佳节倍思亲。”当前的元旦,是佳节中最佳的节。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还能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事情吗?还能有比这更佳的佳节吗?我是一个富有感情的人,感情超过需要的人,我焉得而不思亲乎?

思亲首先就是思母亲。

母亲逝世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我怀念她的次数却是越来越多,灵魂的震荡越来越厉害。我实在忍受不了,真想追母亲于地下了。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最近几年以来,我每次想到母亲,眼前总浮现出一张山水画:低低的一片山丘,上面修建了一座亭子,周围植绿竹十余竿,幼树十几株,地上有青草。

按道理,这样一幅画的底色应该是微绿加微黄,宛然一幅元人倪云林的小画。然而我眼前的这幅画整幅显出了淡红色,这样一个地方,在宇宙间是找不到的。

可是,我每次一想母亲,这幅画便飘然出现,到现在已经出现过许多许多次,从来没有一点改变。胡为而来哉!恐怕永远也不会找到答案的。

也或许是说,在这一幅小画上的我的母亲,在这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际,让这一幅小画告诫我,永远不要停顿,要永远向前,千万不能满足于当前自己已经获得的这一点小小的成就。

要前进,再前进,永不停息。

《元旦小感》 丰子恺

一九五七年元旦到了。想起了某古人的一首小词的开头三句:“春日宴,绿酒一卮歌一遍,再拜陈三愿:……”我也想在元旦陈愿。但是没有酒,没有歌,只能陈一愿: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廿五日我曾经在《新闻日报》上发表一张小画。画中描着三个奇形怪状的女人:一个女人头上梳一个髻,有一尺多高。第二个女人的眉毛画得很阔,占据了半个额骨。第三个女人的衣服的袖子非常大,拖在地上的有七八尺,又转个弯堆在地上。这幅画上写着一个画题:“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画题下面还有小字:“《后汉书·长安城中谣》。注云: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一九五六年深秋子恺画。”

近来有些号召提出之后,我似乎看见社会上有许多同这三个女人一样奇形怪状、变本加厉的情况,因此画这幅画。

我但愿一九五七年以后不再有这种奇形怪状、变本加厉的情况出现。

《1958年的元旦》 孙方友

1958年,举国上下大跃进,上千人一个大食堂,大笼蒸馍,大锅熬汤,每到开饭时候,人多为患,乱得如同一窝蜂。

那一年,我虚岁八岁,父亲在人民公社工作,分到很远的一个地方驻队。母亲在一个社办里当工人,夜里十二点才能下班。家里只有我和两个弟弟。大弟六岁,二弟才两岁。每天去大食堂领饭,我均要拉着大弟,背着二弟,手里还要端个饭盆。当时大食堂在北街,我家住在镇东街。从东街到北街,足有二三里路。又加上是大跃进,修路扒房,大街上坑凹不平,一片零乱。元旦,我们那里称为“阳历年”。节前的时候,上头就声称过阳历年时要杀猪宰羊,吃好“共产主义”的第一顿饭。

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天还没黑,我就拉着大弟背着二弟去北街大伙上领饭。说是每人一勺羊肉汤,勺是马勺,一勺一大碗。小孩儿饭量小,只给半勺。我们那里喊大食堂为“大伙”,北街大伙安在几间筒子房里,全是民房打通的。因为那时候镇上人几乎全都被赶到了镇东的一个村子里,号称是“集体农庄”。镇上的民房准备办工厂,不少门和门框都已拆除,被运到炼钢厂炼钢去了。

那天晚上我和弟弟走到大伙房的时候还不到开饭时间,说开饭前还要开会庆祝元旦。那时刻几口大火炉上已上了笼。笼很大,一排五屉高,一拉溜儿好几盒,里面蒸的全是红薯。顺便说一下,1958年本是个丰收年,尤其是秋季收成好,那真是谷子好像狼尾巴,红薯大得像人头。只是为显示大跃进的成绩,出红薯时用犁子犁,只把露在表面上的拾了回来,以至到来年大饥饿时,人们又将埋在下面已经霉烂的红薯扒出来做馍吃,又臭又苦的烂红薯虽然难咽,但总比活活饿死强。看离开饭的时间还早,我只好又领着弟弟回家去。那时候编织厂的工人已经下班,几间空房里只剩下我们三个娃娃。小弟饿了,又哭又闹。直到天擦黑时母亲才抽身偷偷跑回来一趟,从兜儿里掏出两个馍头儿给了大弟和二弟。二弟太小,吃了个馍头儿就睡着了,但大弟一直顽强地要等着喝羊肉汤。母亲走后,我将门关牢,便领大弟一同去领饭。

那时候,天已大黑,由于一街两行少了以往的店铺,黑洞洞的。好不容易摸到北街口,终于看到了远处的灯光。大食堂的院子里点了两盏汽灯,高高吊在两棵大树上,照得眼睛发晃,更加视路不清。恰巧有大人路过,我们紧随其后,总算摸到了食堂前的场地里。场地里黑压压全是人,一个领导正站在高处讲话,大意是今天是元旦,是大跃进的第一个新年。然后就开始大讲超英赶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的共产主义生活,接着又说现在刚进入共产主义,所以今天只喝羊肉汤。那人讲过,又一个人讲,声音比刚才那个还洪亮。讲的还是那一套,并说今天就是证明,我们马上就能吃上共产主义的第一顿年饭——羊肉汤!下面的人好像被羊肉汤三个字击中了神经,目光里都透出了贪婪的光。我当时听不懂这些,只感到一切仿佛在梦境里:那炫目的灯光、挥动的手臂、洪亮的口号……都显得不真实,唯有“羊肉汤”三个字眼儿,强烈地刺激着我的小胃。大弟弟更不懂事,说:“哥,我喝羊肉汤!”我说:“别慌,快了!”不想这时候,又一个人上台讲话。不过这个人讲得较为低调,他说马上要开饭,热红薯随便吃,羊肉汤一人一马勺,小孩儿两个人算一个。北边两个队的在西边领,东边两个队的在东边领。他话刚落音,就听“轰”地一声巨响,似火燎马蜂窝一般,人们四散炸开,奔跑声,叫喊声似炸了营。我十分害怕地护着弟弟,躲在一隅,也不知自己该去哪方领羊汤,傻了一般。

不一会儿,就有不少人领到羊肉汤,“吸溜吸溜”的喝汤声震耳欲聋。打饭处有人一声连一声地高叫,像是按户主喊名字。我突然听到了那人像在喊我母亲的名字,一下来了精神,大声应道:“在这儿!在这儿!”只可惜,我的声音太小,被淹没在一片嘈杂声里,母亲的名字也很快被另一个名字所代替。大弟弟更加失望,哭了起来。

万般无奈,我只好一手端饭盆,一手拉着弟弟,插着人缝儿向刚才叫我母亲名字的地方走去。那里仍旧围着好多人,里三层外三层,似一堵堵高墙。我看到不远处的棚子下有几个大笼屉,里面全是蒸熟的红薯,已被人扒得少皮没毛。我领弟弟走过去拿了一块。将弟弟安置在一处,自己一个人又去人墙那里等着领羊肉汤。

那顿饭真是漫长啊!

等我领到羊肉汤时,已近午夜,当我兴高采烈地端着羊肉汤找到我弟弟时,他已趴在冻地上睡着了。我想将他晃醒,他却睡得死,我怕他冻着了,就将他搂在怀里,坐在一根枯树干上,腾出一只手,开始喝共产主义的羊肉汤。所谓羊肉汤,只有白菜和粉条,而没有羊肉。两马勺半汤我竟一个人喝光了,最后总算捞到了半拉羊耳朵!

那时候,场地里已没了人,只有两盏汽灯“呼呼”叫着,地上一片狼藉……

远处,传来母亲唤我的声音,惊慌又凄厉……

《我的2001》 (节选) 迟子建

究竟哪一年的元旦才是真正的新世纪的开篇呢?我记得去年的今天,我在故乡,一大清早,为了看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我和丈夫早早就起床了。大兴安岭的冬天实在是逼人的寒冷,玻璃窗上蒙着厚厚的霜花,我只得用手指去刮霜花,刮出一道月牙形的明亮的玻璃来,透过它去看曙光。

其实那一缕曙光与平素的并没有什么区别。它橙黄色,微微颤动着,在山岭间如以往一样地弥漫着。后来,它的颜色不那么明丽了,太阳起来了。我所看到的太阳,因为是在霜雪的缝隙中,因而那太阳给人一种很大的感觉。

我的指甲似乎至今还留有去岁刮玻璃窗的霜花时所生出的寒冷。这一年过得何其快呀!2001年的元旦了,各路媒体又在大做文章,说是今天才算是新世纪的第一天。我觉得人真的很可怜,对自己所生活着的世界知之甚少,连哪一年是新世纪的开端都确定不了,如同我们并不真正知晓为什么我们会是地球中人,我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里去?在我看来,父母偶然的结合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来处,而坟墓也只是一个人肉体的终极去处。我们穷尽一生的智慧,大约也难以把我们所困惑的问题解释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目前跨了世纪的人,是生于20世纪,最后必定终结于21世纪。

黄恰巧来哈尔滨,所以今年的元旦仍是我们一同过。我们约了要好的朋友,在六福楼聚会,我特意到远大购物中心买了一件中式的红色软缎绵袄穿上,希望能给自己、家人和朋友带来好运气。席间,我还得到了一束粉色的康乃馨花。回来的路上,黄又去花店买了一篮火红色的康乃馨,这下屋子里春意盎然了。

日子其实都是陈旧的,只有当人把它赋予新意的时候,它才是特别的。

《元旦之夜》(节选) 毕飞宇

十二月三十一号下雪真是再好不过了。雪有一种很特殊的调子,它让你产生被拥抱和被覆盖的感觉,雪还有一种劝导你缅怀的意思,在大雪飘飞的时候,满眼都是纷乱的,无序的,而雪霁之后,厚厚的积雪给人留下的时常是尘埃落定的直观印象。雨就做不到这一点。

雨总是太匆忙,无意于积累却钟情于流淌。雨永远缺乏那种雍容安闲的气质。上帝从不干冬行夏令的事。想一想风霜雨雪这个词吧,内中的次序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元旦前夕的大雪,必然是一年风雨的最后总结。

现在是一九九八年最后一个午后。雪花如期来临,它们翩然而至。发哥接到了海口的长途电话。是阿烦。今年初春和发哥同居了二十六天的白领丽人。

阿烦说了几句祝愿的话,后来就默然无息了。她的口气有些古怪,既像了却尘缘,又像旧情难忘。发哥后来说:”海口怎么样?还很热的吧?”

阿烦懒懒地说:”除了阳光灿烂,还能怎么样,——南京呢?”

发哥顺势转过大班椅,用左手的食指挑起白色百叶窗的一张叶片,自语说:”好大的雪。”阿烦似乎被南京的大雪拥抱了,覆盖了,说:”真想看看雪。”发哥歪着嘴,无声地笑。”你呀,”发哥说,”真是越来越小了。”

打完电话发哥拉起了百叶窗,点上一支烟,把双脚跷到窗台上去,一心一意看天上的雪。发哥的办公室在二十六楼,雪花看上去就越发纷扬了。发哥在一九九八年的最后一天没有去想他的生意、债务,却追忆起他的女人们来了。然而,她们的面容像窗外的雪,飘了那么几下,便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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